杜祥琬：固废资源化利用是高质量发展的要素

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必定消耗大量资源，会产生各种废弃物，包括固体废弃物。我国是人口大国，必然也是固体废物产生大国。我国目前各类固体废物累积堆存量约800多亿吨，年产生量近120亿吨，且呈现逐年增长态势。如不进行妥善处理和利用，将对资源造成极大浪费、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固体废物是放错位置的资源”，资源的循环利用水平，是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循环经济又称4R经济：Reduce（减量）、Reuse（再利用）、Recycle（再循环）、Remanufacture（再制造）。显然，固废资源化利用是循环经济的典型内涵。固废的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水平是一个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指标，也是推进治理现代化和提高公民素质的一个具体而有力的抓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要从一个吞噬资源的消耗体，变为一个将消耗转化为资源的循环体，这个“变”是社会的核心能力之一，是拥有未来的战略制高点。

在全国范围推进固废资源化利用，显然需要长期艰巨的努力。为了逐步推进这一工作，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于2017年向党中央、国务院上报了《关于通过“无废城市”试点推动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建设“无废社会”的建议》和《关于建设“无废雄安新区”的几点战略建议》。中央深改委及时将“无废城市”试点建设列入2018年工作，经生态环境部牵头编制，国办印发了《“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并专门提出了“无废雄安”建设的要求。2019年5月，全国首批“11+5”个“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全面启动。

目前，国际社会没有“无废社会”的公认概念，但已有类似提法。例如，欧盟委员会2014年提出了“迈向循环经济：欧洲零废物计划”，新加坡提出了“零废物”的国家愿景，日本提出建设“循环型社会”，我国台湾地区提出构建“零废弃社会”的目标。大部分实施“零废物”战略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为解决自然资源瓶颈、废物处置对稀缺土地资源的占用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以“零废物”作为目标愿景和努力方向，推动在经济体系中贯彻循环经济理念，并相应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

在欧盟，生产环节以落实生产者责任为核心，设计和生产易于回收再利用的产品；消费环节以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和帮助消费者选择可持续的产品和服务为核心；为废物管理设定明确目标和手段，设定废物回收率、限制垃圾填埋的长远目标；振兴再生资源市场，变废物为资源。不少国家废物资源化利用率很高，有的国家达到90%—99%，比如瑞典，“垃圾就是能源，4吨垃圾等于1吨石油”，垃圾利用已成获利的企业，使瑞典今后20—30年可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在日本，废物充分资源化利用，建设循环型社会已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并构建了覆盖废物全生命周期关键环节的法律法规体系，采取征收产业废物税，实施废物处理设备税收优惠，设立专项资金等经济政策。在美国，为固体废物资源化产业制定了严格的管理规范，通过多维配套的经济手段鼓励企业充分参与资源化利用产业的发展。新加坡制定了五项具体计划：新加坡包装协议、大型商业场所强制性废物报告、3R基金、食品垃圾回收策略、全国资源回收电子垃圾伙伴关系计划。

在我国台湾，几十年来一直坚持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先后颁布实施了《废弃物清理法》《资源回收再利用法》《环境影响评估法》等法规；分阶段实施了“资源回收四合一计划”“限塑政策”“垃圾强制分类不落地政策”“资源循环利用推动计划”，成立了台湾摇篮到摇篮策略联盟，提出构建“永续物料管理”模式，进一步深化固体废物资源化等；借助信息化手段强化监管；实施全民参与回馈式资源回收，公民意识不断提高，固体废物分类的社会普及率很高。在新北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同时成为旅游地和免费婚礼广场。

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是绿色发展和循环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和抓手。发达国家和地区固体废物分类资源化利用共同的特点是起步较早，且有政府强大后盾支撑，逐步形成了具有本地区发展特色的固体废物分类资源化利用模式，并对环境及资源利用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其发展经验给予我国固体废物开发利用的启示如下：强化顶层设计，规划引领，明确战略目标；立法先行，政策配套，建立完善的法制体系；政府主导，财税激励，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标准完善，分类施策，规范产业健康发展；科技创新，强化支撑，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重视教育，普及宣传，建立有效的民众参与机制；承担国际责任，加强废物管理，防范污染转移风险。

建设“无废社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解决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举措，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抓手，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必备标志。